《白描之美》作者:蓝皮

《白描之美》

作者:蓝皮

李白之所以成为一名大诗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大量激情四射、飘逸瑰丽的诗篇,《全唐诗》中收录近900首李白作品,大部分就是这种类型,但其中一首白描式的诗歌,却显出了别样的特质。

《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这首诗仅从字面上理解很简单: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深夜的寒气浸湿了罗袜,放下水晶帘,隔着帘子望玲珑的秋月。但这种白描后面深藏的那种幽深意境,却令人遐思无限。显然,这些诗句后面藏着一位女子,一位思绪万千的女子。她也许是在月夜中思念郎君,也许正为深居闺房的寂寥而无眠……准确的解释也许并没有太多必要,正如李白把她隐藏起来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个场景和场景投射出的无穷意境。传达这种意境,正是用了“白描”这种手法。

白描这个词最早来源于绘画界,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之一,它要求画家只用白线勾描,不着颜色,不加渲染地勾画出物体的特征。文学中的白描,就是对景物的简单描摹,不添加更多修辞手法,重在通过描摹来传递景物背后的意境。最关键的就在于“传递意境”这个环节。这方面,一般诗人会用触景生情的手法,也就是不但写了景,还抒了情,以此获得读者共鸣,最终打动读者。就算是同样采用白描手法,很多诗人也要捎带着把若干典故或情绪透露出来,只为求得读者更容易进入,但这些诗人不曾想到,这种“剧透”式的努力,却把读者的想象空间压缩了一大半,诗歌背后的意境,也因此大打折扣。或许这些诗人不是没想到,而是没能力做到。

李白是怎么做的?我试着分析一下:

整首诗写了五种景物:台阶、露水、袜子、帘子、月亮。功力体现在哪呢?就在那几个对应这五种景物的形容:台阶——玉石;露水——白色;袜子——被寒气浸湿;帘子——水晶;月亮——玲珑。把这些形容词抽离出来看,全部都是冷色调,这就把幽怨凸显出来了。再看这首诗“从外到里,再从里到外”的画面顺序,也很有讲究:先是透过台阶上的露水映衬屋外的空旷,再写到屋内的水晶帘,然后透过水晶帘看天空的秋月。这几个画面的顺序转了一圈,带出一个意境:空。综合起来,冷色调的空,已经把所有读者的想象力调动起来,至于读者怎么想,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就《玉阶怨》谈白描,感觉似乎很容易做到。但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简单难煞了很多诗人和作家。流传下来的古今作品中,即使把诗词歌赋连同其他体裁的作品全部集中起来筛选,使用白描这种手法的作品可以说少之又少,写得完美至臻的,更是凤毛麟角。就算是李白本人,除了《玉阶怨》,也许就没有别的诗篇了。白描之美,可遇不可求。这也正是我特别关注这首诗歌的原因。

说唐朝,似乎太过遥远,来看看时光流转千年之后的当下,是否还有体现白描之美的作品。我看到一首写于几年前的诗歌:《永失我爱》,作者:乌青。

从杭州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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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二十五小时多
同样
从广州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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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花了二十五小时多

这首诗,但凡识字的人都能读懂,这是一个人从杭州乘火车到广州,又从广州回到杭州的简单陈述。诗歌没有写到具体的主人公,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也没有写乘火车的感受,重点似乎是杭州和广州两地的列车行程时间,不过,一个来回的简单陈述通过标题“永失我爱”,却传达出了主人公失去爱人的痛苦。又是一首白描经典。

乌青我虽然不认识,但他是朋友的朋友,我完全可以在MSN或者QQ上和他聊聊这首诗,但我没有,也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就这首诗谈些什么。因为完全没必要,诗歌已经把这种痛写得入木三分了。至于主人公是谁?为什么失恋?这些八卦问题早就被诗歌通过白描手法传达出来的这种痛苦远远超越了,以至于读者都不会想到去试图打探诗歌背后的故事。何况,作品是作品,作者是作者,两者还不能混为一谈。正如同李白的《玉阶怨》,谁又会想到要去考证那位女主人公姓甚名谁,思绪万千为哪番?如此无聊的人,恐怕只剩下那些研究“红学”的遗老遗少了吧。

从这个角度上说,千年之前的白描经典和千年之后的白描力作,似乎本质上没有不同之处,都是通过对“物”的描写来传达某种意境或情绪,而且对“物”的描写都很干净,只是寥寥数笔,不作太多铺垫和渲染。但深究下去,差异还是不小。

首先,古诗讲究韵律。韵律来自词句的读音规律,所以很对词语的选择和安排有特殊要求。比如《玉阶怨》中每个字、词的发音都不需要读者大开大合朗诵,这种选择是为了符合作者需要的意境,总不至于用一些读起来抑扬顿挫的词语来传达幽怨吧。这种选择需要高超的技巧,并非普罗大众可以做到。也就是说,一个常人即便有通过白描传达意境的充分思考,如果不是经过长期训练,很难找到适合的字词来配合韵律。另外,古诗的韵律能传达更丰富的信息,汉字就是这么微妙,类似的词语,因为不同发音,会传达出别样意境出来。当然,这一点古代的诗人们有很高研究和造诣,而且已经形成了很多基本规律,感觉上只要想到就能写到,很可惜这种能力现在传承下来的不多。当然,这或许也是古诗之所以经典的原因之一吧。

其次,古诗的写作规则很严格,一般情况下,每句诗要么五字,要么七字,这种规则在当时如金科玉律一般不可逾越,而且诗人们以此作为与诗歌其他体裁文学创作的分界线。今天看来,这太过呆板,从很大程度上人为制造了一条诗歌创作的鸿沟。其实对于写作来讲,只要能“我手写我心”即可,不必遵循这么多规矩,可以想象,从前肯定有不少才思敏捷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种限制而放弃了诗歌创作;又或者,有些诗人奔涌的灵感由于无法安排在五字七字之间而被迫改为其他体裁,可惜啊。而去掉这些繁文缛节的现代诗就自由得多,也开放得多。因为不必拘于格式,很多不适合古体诗的作品同样能够精彩呈现;很多无法掌握高超断句技巧的常人也加入到诗人行列,这确实是诗歌最重要的进步。

当然,去掉了诸多规则和技巧,只能代表更低的进入门槛,并不意味着就会因此产生更多的经典之作,灵性和想象力,仍然是诗人写出一首好诗的必要条件,因为从古至今,人们判断好诗的标准从来就没有改变,它从来都与技巧和经验的叠加无关,而是精准的描写及随之传达出来的无限感染力,这一点,唐朝如此,宋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其中,完美地将诗歌的精髓与魅力集于一体的,就是我钟爱和追寻的白描之美。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写给乌青的诗评)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写给乌青的诗评)

作者:离

1、从老话开始说起

“思考”这个词总免不了一些负面形象。像所有被人提及太多而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词汇一样,“思考”这个原本简单的思维动作,也变得复杂了。在一些人那里,因为它还是某种标志、一些阳春白雪的成就感、空洞思想的遮羞布,而更像是一个借口。另外一些人因此而放弃了思考,转而寻求某种自发状态下的灵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却并不能抹杀思考的重要性。
我热爱朋友们的诗,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仍然不赞同群体,不赞同在一种写作取向、趣味乃至文本本身的趋同,但在写作上对于朋友们的信任,与“群体”毫不相干。这样的欣赏及热爱更加直接纯粹,甚至也不建立在友谊的层面上。同时我也在思考着朋友们的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思考也是在思考我自身——不是比较,也不是寻求共通之处,而可以勉强解释为:在诗这一范畴之内的一种相遇。这种相遇有时让人惊讶赞叹,有时也让人迷惑不解,而且需要契机。
昨天,我看到了乌青在2007年写下的一些诗,他说让大家选出五首最喜欢的,我就都看了一遍,然后对他说,我要给你写个评论。因为我觉得,这个契机到了。
乌青在2007年以前的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仔细计算过,只在时间上有个大概的印象——可以说陷入了写作的停滞。我并不从负面的角度看待“停滞”,因为这种停滞是必然的,也是常见的,甚至是普通的。它既不可怕,也不能够说明任何问题。正像我对于朋友们的信任一样,我也相信,乌青的身上有着朋友们也一样有的写作的自觉。这种自觉令人警醒,有时也恰恰就是因为自觉,才有了在茫然中寻求出路的“停滞”,一个空白的时刻。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篇评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批2007年的诗,令人欣喜的证明了乌青从停滞中走了出来,有了新的突破。对于语言的思考并没有因为过去创作了那么多好诗而停下,作为诗人的乌青也始终没有离开。
在交谈中,乌青将自己现阶段的写作方向作出了两个简单的总结。我同意这样的划分,因为它们已经很明确的体现在了2007年的这些诗里。简单的复述一下是:一是放纵,无所顾忌(这我不太同意);二是摆脱原有的语感与节奏,寻求“生硬”(这点我很赞同)。

2、两种不同的“自由”

乌青对于语言在两个方向上的探索,我认为实际上是对于“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他在2007年的作品中,很明显的作出了两种尝试。实际上,在乌青过去的诗中,也能够发现这两种尝试的痕迹。我更加同意“寻求生硬”,简单的说:如果将“自由”理解为对“不自由”的挣脱,将“口语”视为对“非口语”的摒弃,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如果将“自由”理解为“随便写”,将“口语”视为“像说话那样写诗”,我不认同。
区别在于:后者完全忽视了在语言上的努力。
实际上,越是简洁的语言,往往越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这样解释为:禁止使用任何工具!
简洁并不意味着随便写,随便写出来的也决不会简洁有力。我同意“任何事物都可以写成诗”,但这样的“同意”是有其前提及限度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诗,但不是说只要动笔写下眼前所见之物或者想说的话,就变成了诗。任何一种写作,如果抛弃了在语言上的努力,只会因苍白而毫无意义(难道我们不曾发现一些诗仅仅只是分行么),或者因为某些人为的意图(而非诗的出发点)而“很有意义”,成为静物描写、记事、发泄、哲理小品、笑话和歌词。
所以我不同意像说话和写日记那样写诗。说话和写日记,即使分了行,也并不能够从简单的语句上升腾起来,成为诗。同样的,对于“意义”和语感的消解也并非只要口语化就能够实现的。
在乌青2007年的作品中,一些诗开始逐渐摆脱乌青原有的语感、节奏,或者简单的称之为是“习惯”。我也以此作为标准,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几首诗:《没有一次完美的第一次见面》、《吵架是快乐的》、《想到一些笑声》、《变化》,以及部分的《有关贫困》。这些诗体现了乌青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尝试,即寻求“生硬”。这种寻求对于乌青的意义在于突破自身,而真正的突破还应该是进入一个没有边际的宽广之地。语感之害也许是语言通往此地的最大,也最难以察觉的束缚。我也因此而认为,彻底的消除语感,远比消除抒情和意义更为重要。换句简单的老话说,一首好诗,是否抒情,是否带有一些别的东西,是无所谓的。
为了不使这篇简单的评论有变得教条的危险,最后我想引用贾冬阳曾说过的一段话,作为补充和某些可能发生的歧义的纠正:“一个这样的写作者在写作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他自我倾空,在期待之中,随时为准备降临之物敞开接纳的空间。一旦他被某种‘黑光’照射(照射即收敛),并由一种寂静的声音牵引着被收摄入某种神秘的境域,他就会在应召中中记录下那于无蔽的瞬息中闪现自身者。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写作者对存在的追问与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