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青是怎样拍“找钱”的？

乌青是怎样拍“找钱”的？

作者：翟永明

这个题目，最初是想用于一部纪录片。那时，我刚在买了索尼2000。2000年，我还记得在东柏林的一家摄像店，顾彬教授帮我询问了这台机器的价钱。当听到具体数目时，他回过头来，眼睛瞪得比铃铛还大，那不可思议的表情是一种责备，尽管他出于礼貌没有说出来：你疯了吗？那意思就是这个。

2000年，索尼2000，这两个数字奇怪地组合到了一起。2000年是我生命中最低潮的一年，我的确浪费了柏林DAAD中德文化交流中心那良好的写作环境。我不是一个在逆境中写作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不愿意将写作当成一个垃圾桶，将生活中的痛苦、伤害、绝望、恐惧倾倒在诗歌中。潜意识中，我也害怕写作中的谶语和生活中的不顺，连接成一个循环机。我隐隐觉得，那样既伤害了诗歌，也伤害了生活。

2000年，我处于低潮，我需要一个垃圾桶，我需要向里面倾倒眼泪、诉说衷怀、寻求安慰；而不是向具体的某个人。大部份女人在这种时候都爱疯狂购物，我就亲眼看见一位女人用索尼2000买了两件薄衫。而我却是一个在购物，尤其是衣物方面极其理性的人。我不会在一个所谓品牌的吊牌勾引下，重金购买一件薄衫。我在低潮中，仍然知道它不值。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将我的写作愿望放进去，又能转移我生活中，此时此刻难以排解的负面情绪的东西。于是，我选择了索尼2000。

大约在99年，我开始想拍纪录片，最初只是想买个摄像机，纪录白夜的重要事情。一次与朋友汪建伟聊起此事，他劝我买一个“半专业”的机器。意思是偶尔也可以拍一点“半专业”的作品。他推荐了索尼2000，那是在99年，他接着说：我现在还买不起。

大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突然动心想拍一部关于欧师按摩康的纪录片，我甚至想好了纪录片的结构、形式。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始东柏林的那一幕。

话说当时在顾彬教授有争议的目光下，我终于没有下手买。而是托我的朋友余加，从香港给我买了索尼2000，带到柏林来。当余加将摄像包递到我手上时，她顺便说：“太重了，我劝你把它卖给汪建伟。”

索尼2000，不是太重，而是太大了。太像专业机了。每当我把它从包里拿出来，举起来时，我都无法克服被旁人注视的紧张心情。我曾经想要拍摄的几个题材，后来都变成了笔下的散文，如《林徽因在李庄》。我在李庄拍摄的90分钟的素材带至今还放在抽屉里，而关于白夜的素材，有些仍在抽屉里，有些却已作成了别人的题材。

从2000年买了索尼2000，真正排上用场的事，则是诗人乌青拍《找钱》时，找我借摄像机一用。我答应了，出于好奇，也出于想借此进入一下纪录片状态。我想了一个方案，另借了一台摄像机，准备跟踪拍摄乌青拍片的过程。（类似一个叫甘露还是什么的女孩，一直跟在张艺谋屁股后面拍他的纪录片）我也想好了片名：就叫《乌青是怎样拍找钱的》。

由于没找到什么钱，乌青根本就没打算剪辑，将就我给他的两盒磁带，一顺溜地就拍了下来。这一方面让我非常欣赏，一方面让我大失所望：欣赏是因为他的机灵和敢为，“一刀不剪”这样一个观念，本身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失所望的原因是：我相当重视拍片（不管是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技术层面，我原以为可以学到几招，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找钱》从白夜外面开机，不知乌青是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朋友圈中，嘿嘿），还是为了答谢我，非得让我开始第一镜头。其实也就是穿过旁边的酒吧一条街，走向镜头。这可是我第一次在“剧情片”中出演呵。但是，这也令一向“晕机”的我，拿出一幅墨镜戴在脸上，走过这第一分钟。

从白夜开始，乌青的镜头就对准了六回，我的镜头就对准了乌青。六回是乌青的表弟，也是男主角。他可是个天才演员呵，我一直遗憾他没有象贾樟柯的表弟那样，一举成名。六回此番扮演一个到处找钱，想回家过年的小人物，最后跑进一户人家，抢了别人的钱。那个被抢的倒霉蛋，由何小竹扮演。我的镜头跟着乌青，又跟进了何小竹的家。何小竹声称自己“不晕机”，但我认为他内心还是有些“晕”。因此，他在表演与抢钱的人周旋时，过分镇静。岂止是镇静，完全是“胜似闲庭信步”。因为，他居然从书桌边，拿起矿泉水来，从容地喝了一口。我一直认为这一条应该重拍。可是，乌青犹豫了一下，就“过了”。 就这样，乌青一气呵成拍完《找钱》，我也一气呵成拍完《乌青是怎样拍找钱的》。

当天下午，拍片结束，我们在何小竹家楼下，吃了一顿关机饭。我掏了五十元钱请客，由此我变成了《找钱》的制片人。后来我称《找钱》为“全世界最低投资（50元人民币的前期，20元人民币的后期）的短片”。

几天后，《找钱》在白夜放映，来看的人还很多。照理，我应该也顺便把自己拍的纪录片拿来放映。可是，我还想要“剪辑“一下。这一下，就拖了下来。因为我还想要自己亲自剪辑，但事实上，我又忙其他的去了。这部片子就成了我的“抽屉作品”，哪天乌青成了著名导演，这部片子定会排上用场。

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快乐时光呵，“白夜影会”成立后，我们搞了多少活动呵，每周都有一次放映，许多年轻学生和“艺青”（艺术青年）都把这儿当成作影像活动的大本营。而我与何小竹、乌青一起策划了“白夜·橡皮电影周”，当时乌青写策划书时叫“影音周”，因为他还想作一部份音乐的展映。为此，我还同意了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筹办的“中国首届独立电影节”的评委，以期在那儿找到新的片源。2003年，那也是中国地下电影、DV作品的盛况之年呵。

一两年之后，DV电影的热潮慢慢下来了，究其原因，盗版的介入多少改变了这种格局。“白夜影会”最终也在一年后停止。因为新的片源成了问题。DV电影的版权影响了它们在酒吧、沙龙这样的场合传播。这是让人遗憾的。

乌青后来很长时间没消息了，一会儿听说他去上班了，一会儿又听说他辞职了。一会儿听说他去三峡邦某个艺术家拍片去了，一会儿又听说那个艺术家找公安局的人把他抓进去，打了一顿。最后可靠的消息是：那个艺术家凭乌青拍的片子，在国际上得了大奖。而乌青返回成都，绝口不提三峡二字。想到文质彬彬、腼腆差涩的乌青竟遭遇这等事情，让人气愤。我不禁想：这可真是一个诗人的故事，与艺术家的故事迥然不同。

2007年某个晚上，何小竹、乌青、杨建、华秋我们几人在白夜，乌青突然谈到他已29岁了，来成都已六年了。说这话时，乌青脸上已少了那种害差的表情。我想起六年前，乌青刚开始写诗和小说，韩东和小竹就开始经常捧乌青为“天才”。一次，我们提到另一位被二人捧杀的“天才”时，我忍不住说：“乌青还那么年轻，你们千万不要再用‘天才’的大棒捧杀他”。乌青在旁边坚决地说：“绝对不会“。我当时想：可能也不会，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乌青又谈到他对电影的向往，看得出来，他这几年，在为导演作准备。从当初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刀不剪“，到现在去面对整个电影工业的全部流程和技术，乌青的电影梦少的只是一个投资人。我再一次想到成都的局限性，如果乌青在北京，这种可能性（机会）会大得多。

临走时，乌青提出再一次把“白夜影会”办起来，他来作主持人，我说好呵。何小竹说：我们可以象写诗一样地拍电影，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资金帮助的情况下，自己用DV拍，拍完了自己交流，我说好呵，我们可以象交课堂作业一样，把作品拿到白夜来，给老师看。老师嘛，就是来白夜看影片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