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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摇滚乐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比较困难，父母每周给我三十五元生活费，包括从家到学校的来回路费（那就要六七块钱）和六天的饭钱，也就是说平均每顿饭钱不到两块，即便如此我每周都要扣出十块钱用来买一张正版的盒带，仅一个高中我就买了两三百盒正版磁带（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摇滚乐和原创音乐的蓬勃时期）。
在大酒店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我就去买了一个心仪已久的爱华随身听。后来又买了个更好的索尼的。在此之前，我用的是一个国产的。我父母是不听音乐的，所以家里没有任何音响设备，初中时我借口学英语，从小叔那儿借了个录音机，表面上是为了听英语教材磁带，实际上偷偷听从同学那借来的音乐磁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非常非常渴望买个录音机，父亲说，买了干嘛用？我说，听音乐。父亲说，听音乐干嘛用？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我想了一下说，陶冶情操。父亲说，陶个屁。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我大喊了一句：我一定要陶！然后哭着跑了。后来我足足攒了一年的零花钱，偷偷买了第一个国产随身听。然后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买磁带生涯，我从不买便宜的盗版，穷归穷，但我对音乐品质有着洁癖般的偏执。每盒磁带买来第一遍听的时候，我都有习惯性的仪式感，必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全神贯注，像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的青少年时期主要就是这些音乐填充了我的精神世界。
我的意思是，我真的非常热爱音乐，从欣赏的角度，我获得的感受是非常令我满足的。但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音乐才华，这多少让我自己有点遗憾——搞音乐多容易泡妞啊——音乐是让人自信的东西，而写诗往往相反，是让人自卑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电台里听到一个浙大的说他们正在一个有声音乐杂志，这家伙是浙大行走诗社的社长，叫李春长，我想既然是诗社的，我应该可以套套近乎，便给他写了一封信，附了一些我的诗。很快收到了回信，显然他看到我的诗相当激动，盛情邀我见面，我就去了浙大，在他们宿舍里谈诗谈音乐，这个叫《音乐小虫》的有声杂志里，很快出现了我的诗。这个有声杂志在当年杭州摇滚圈中占有绝对的重要性。此后我开始混入杭州的摇滚圈，当年杭州的这些本土乐队（主要是大学生）有一些真的很优秀，我去看他们的演出，看他们排练，跟他们聊天喝酒，但我没法跟他们一块玩音乐。那时候全中国的玩乐队的摇滚青年，甭管什么风格，生活方式大抵差不多：潦倒混乱叛逆张扬诸如此类。
我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缺妞。
谁让我操一操，那是我当年内心最大的梦想。你看，每次看演出的有那么多妞，可我一个都不认识。为什么啊？这可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互联网，我这辈子可能就真的泡不到一个妞了——在现实生活中我实在是太没有自信了。1998年的冬天，我开始接触到了网络。对这玩意儿我显然有点天生的敏感，在还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我自己买了本书看了看，马上就学会了上网。有一天，经常玩游戏的大鸟对我说，我们去上网吧，于是我们第一次踏进了网吧，从此一发不可收，网络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候的网吧很贵，六块钱一小时，拨号上网——整个网吧十几台电脑靠一个56K猫通过电话拨号上网，速度可想而知，但那时候我们对速度没什么奢望，唯一的麻烦就是经常掉线，网吧里不时的发出喊叫：老板，又掉线啦！
一开始上网，主要就是聊天，那时候整个中国互联网内容跟现在比起来简直少的可怜，聊天室是最吸引人的，因为人们从来没有以这种神奇的方式交流过——跨越空间，凭一个主题就可以跟许多素不相识的共同爱好者说话，所有的心理障碍不复存在。我选择的聊天室自然是摇滚主题的——一个叫空地的聊天室——我是从一本摇滚杂志里发现这个地方的。
上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起网名，人人都需要一个网名，我的网名叫丁西拌。

4

从此我的家庭充满冷漠，我可以理解父母的生气，但我必须得想出一个解脱的办法。我度日如年的躲在房间里分析总结之前的逃跑问题。我一心想逃跑，却不具备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如果再次逃跑，结果还是一样。但是我必须逃跑，必须。
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去高考，然后以上大学的名义逃跑。我对父母说，我要去上学，父亲一开始不同意，他说，该上学的时候你不好好学，现在又要上学，你搞什么？但过了几天他还是同意了，他的朋友劝他，你儿子想上学是好事儿啊，怎么不让他去呢。父亲对我说，好吧，你去考吧，考上就去吧，考不上就别想了。
现在我面对的情况就是，必须得考上一个学校，甭管什么学校。可是我的学习成绩简直可以说烂到了底，整个高中我基本上没认真听过一节课，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现在又一年多没碰课本了，怎么考？
首先我得找一个最容易考的学校，那就是艺术类，我选了一个在杭州的烂学校的编播专业。可以不用考数学和外语。我不知道编播专业是干嘛的，管它呢，反正这个学校看起来似乎是唯一有可能考上的。
然后我报了一个高复班，开始去上课。那段日子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认真学习的一段日子——确实被逼到了极点。最后我终于考上了——成绩还相当不错，谢天谢地。然后我接到面试的通知，我不明白要面试什么，去了之后，他们让我读一段东西，原来是考普通话。原来编播专业是要学播音的，我又傻了。要知道那年头南方小地方的人的普通话那是非常糟糕的，我算是稍微好点的了——但离播音的要求那简直差十万八千里。我确实不知道编播主要是学播音，我以为是编辑什么的，早知道我肯定选别的了。
但我的普通话竟然还是通过了——倒数第二名的成绩。

1998年夏天，我再次来到杭州，开始了大学生活。至此终于逃离了家乡。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在考虑退学了——因为我根本不想上学。我的普通话专业成绩本来是倒数第二，我见到了那个倒数的第一的家伙，果然比我还烂，而其他人都比我们好了至少一个级别。倒数第一来找我，说我们去申请转专业吧。我说行啊。于是我们去找学校谈，这事儿的结果很荒诞，他转到了摄像系，而学校研究后说我的普通话只要刻苦努力还是有希望的——我操，我成了倒数第一了。从此我更是一刻都不想呆在学校里了。
我完全把学校当成了旅馆，白天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外面晃悠，晚上回去睡觉。我每天在街上晃啊晃啊，又孤独又苦闷。晚上回去写点诗，然后听听音乐睡觉。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在外面晃。
我经常去一家酒吧，这家酒吧生意一般，下午基本上没人，经常是我一个人坐那儿喝酒看一天电视，后来跟服务员熟了便自己带几张影碟去放（那时候还是VCD时代）。每周六的晚上这里会有一个很好看的拉小提琴的女孩，这是我固定要去的。有一天，酒吧服务员问我有没有某部电影的碟，我说有啊，他说他很想看那个片子能不能借给他。我说，行啊。然后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小提琴女孩的电话给我？
我几乎考察了半个城市的IC卡电话亭，选出一个我认为最完美的电话亭，犹豫很久之后，第一次拨打了小提琴女孩家的电话。我跟她说了很多话，说了足有一个小时，但她不知道我是谁。接着我几乎每天都跑到那个电话亭给她打电话，而且越聊时间越长。都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完全不记得，我只是觉得我有说不完的话想跟她说。她始终不知道我是谁，问我我也不说，当然我也没法说我是谁。我还给送了她几次CD和书，但不是当面送的，我打听到她家的位置，把东西放在她家附近的超市的自动储物柜里，然后打电话把储物柜的密码告诉她。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的好奇心终于爆发了，竟然主动约我见面。这可把我激动坏了。但奇怪的是我没有去。再次通电话的时候她非常生气，她说，你连见都不敢见我，怎么追我啊？这句话让我很伤心。再也没有打电话给她。似乎她也没有去那家酒吧拉琴了。

有一天深夜，我从酒吧里出来，在西湖边游荡，我想我可能回不去学校了，因为没有车了（学校很远打车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我又要在街上游荡整个通宵，像他妈孤魂野鬼一样。那时候也还没有24小时麦当劳之类的地方可以进去坐坐。只能在街上游荡。我沿着西湖走到六公园的位置，看见前面有一个人觉得有点眼熟，再走近一看果然是个同学，是我隔壁宿舍的，外号大鸟，长得有点像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他也一个人大半夜在街上晃悠，让我有点惊喜。上去打招呼，他看到我也很惊喜，问我你怎么在这儿，我说喝酒出来我回不去了，你呢？他说他是玩游戏出来。于是两人边走边聊，没想到我们都对摇滚乐很有兴趣，我主要听国内的，他听国外的，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坐公车回学校睡觉。
我还没起床大鸟就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说快起床走吧。我说去哪儿？买琴啊，他说，昨晚不是说好了组乐队吗？
啊？真搞啊？
废话，难道你说着玩的？
不是，我是说，也不用这么急吧？
练琴要花时间的，都快放假了再不练，我们要抓紧时间。
可可可我现在没钱啊。
我先借你。
那天我们真的去买了两把木吉他，回来就开始乱练。后来我们拉了一个音乐专业的同学入伙，由他来教我们，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确实练琴还练得挺勤，在外面游荡的时间也少了，更多时间是躲在宿舍里练琴。不久之后，我们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捣鼓出来了，叫《疯子》，我写的词，学音乐的同学作曲，我现在还记得两句：疯子，你离家出走，是为了什么？疯子，你长长头发，为何不剪……什么什么的。还有一首《夏日黄昏》：又是夏日黄昏，吃完饭我走出家门，街上亮起了路灯，有许多男人和女人，还有各种声音各种气味等等等等……，还有一首《后悔》：除了后悔，我还成了酒鬼……，另外还把一些我喜欢的诗编了曲子。我们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我他妈天生不是玩音乐的料，这太明显了，我不得不气馁。你明白吗？这种感觉就像你暗恋的女孩对你说，如果你站着跟她做爱，她就跟你做爱，而你却是个天生坐轮椅的人。——最后我把琴给砸得稀巴烂。